我的精神家园

工作与人生

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，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，现在正是中午。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，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，然后就要投入工作；在正午时分，他的精力最为充沛，但已隐隐感到疲惫；到了黄昏时节，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，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。按我这种说法，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。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。我知道，在中国，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。把儿女养大，自己就死掉，给他们空出地方来——这是很流行的想法。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，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：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。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，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。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：系副主任、支部副书记、副教授、某某教研室副主任，等等。假如能把这些“副”字去掉个把，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，但这些“副”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，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：一是生卒年月，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。这就是说，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：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，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，写别的都是多余的，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……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，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吧。

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：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，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。相比之下，从金钱、权力、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，总要受到制约。举例来说，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，首先是不合时宜；其次，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，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；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。我对权力没有兴趣，对钱有一些兴趣，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——做我想做的事（这件事对我来说，就是写小说），并且把它做好，这就是我的目标。我想，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。

根据我的经验，人在年轻时，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。在这方面，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：干什么都可以，但最好不要写小说，这是和我抢饭碗。当然，假如你执意要写，我也没理由反对。总而言之，干什么都是好的，但要干出个样子来，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。人在工作时，不单要用到手、腿和腰，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。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，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。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，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……

人活在世上，不但有身体，还有头脑和心胸——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。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，科学还不能说清楚。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。对我自己来说，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。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，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；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，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；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，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。罗素先生曾言，对人来说，不加检点的生活，确实不值得一过。我同意他的意见：不加检点的生活，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。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，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。人有了心胸，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。

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：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，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。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：《活着》、《找乐》……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，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，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。高尚、清洁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，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。卑下、肮脏、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，这也能得到共识。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。我以写作为生，我知道某种文章好，也知道某种文章坏。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。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，那就是：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，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，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。以小喻大，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。

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10期《辽宁青年》杂志。

生活和小说

罗素先生曾说，从一个假的前提出发，什么都能够推论出来，照我看这就是小说的实质。不管怎么说，小说里可以虚构。这就是说，在一本小说里，不管你看到什么千奇百怪的事，都不应该诧异，更不该指责作者违背了真实的原则，因为小说就是假的呀。

据说罗素提出这一命题时，遭到了好多人的诘难。我对逻辑知道得不多，但我是罗素先生热烈的拥护者。这是因为除了写小说，我还有其他的生活经验。比方说，做几何题。做题时，有时你会发现各种千奇百怪的结果不断地涌现，这就是说，你已经出了一个错，正在假的前提上推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仅可以推出三角形的内角之和超过了一百八十度，还可以把现有的几何学知识全部推翻。从做题的角度出发，你应该停止推论，从头检查全部过程，找到出错的地方，把那以后的推论全部放弃。这种事谁都不喜欢。所以我选择了与真伪无关的职业——写小说。凭良心说，我喜欢千奇百怪的结果——我把这叫做浪漫。但这不等于我就没有能力明辨是非了。

生活里浪漫的事件很多。举例言之，二十四年前，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。以此为契机，我的生活里出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，故而我相信这些事全都出自一个错误的前提。现在我能够指出错出在什么地方：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，青年是很够格的（十六岁），知识却不知在哪里。用培根的话来说，知识就是力量，假如我们真有知识，到哪里都有办法。可怜那时我只上了七年学，如果硬说我有什么知识，那只能是对“知识”二字的污蔑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错误不是我犯的，所以后来出了什么事，都不由我负责。

因为生活对我来说，不是算草纸，可以说撕就撕，所以到后来我不再上山下乡时，已经老了好多。但是我的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却的确是算草纸，可以拿来乱写乱画。其实我又算得了什么，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。像上山下乡这样的事，过去有，现在有，将来保不准还会有的。对此当然要有个正确的态度，用上纲上线的话来说，就叫做“正确对待”。这种态度我已经有了。

我们不妨把过去的生活看作小说，把过去的自己看成小说中的人物，这样心情会好得多。因为不管怎么说，那都是从假命题开始的推理，不能够认真对待。如果这样看待自己的过去，就能看出不少可歌可泣的地方。至于现在和未来是不是该这样看待，则要看现在是不是还有错误的前提存在。虽然我们并不缺少明辨是非的能力。凭良心说，我希望现实的世界在理性的世界里运作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但是像这样的事，我们自己是一点也做不了主的。

现在的人不大看小说了，专喜欢看纪实文学。这说明我们的生活很有趣味，带有千奇百怪的特征。不管怎么说，有趣的事多少都带点毛病，不信你看有趣的纪实文学，总是和犯罪之类的事有关系。假如这些纪实文学纪的都是外国，那倒是无所谓，否则不是好现象。至于小说越来越不好看，则有另外的原因。这是因为有人要求它带有正确性、合理性、激励人们向上等等，这样的小说肯定无趣。换言之，那些人用现实所应有的性质来要求小说、电影等等。我听人说，这样做的原因是小说和电影比现实世界容易管理，如此说来，这是出于善良的动机，正如堂·吉诃德挑风车也是出于善良的动机。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很不幸。因为现实世界的合理性里就包括有有趣的小说和电影，故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现实世界更加不合理了。由于这些人士的努力，世界越来越不像世界，小说越来越不像小说。我们的处境正如老美说的，在middle of nowhere。这是小说发生的地方，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。

爱你就像爱生命

请你不要吃我，我给你唱一支好听的歌

银河，你好：

今天上午看到你因为我那一封卑鄙的信那么难过，我也很难过。我来向你解释这一次卑鄙的星期五事件吧！你要听吗？

你一定不知道，这一次我去考戏剧学院，文艺理论却考了一大堆《讲话》之类的东西，我心里很不了然，以为被很卑鄙地暗算了一下。那一天在你舅舅那里听他讲了一些文学，我更不高兴了。没有考上倒在其次，我感到文艺界黑暗得很，于是怏怏不乐地出来了。后来我发现你也很不高兴。当时我还安慰了你一番对吧？其实当时我的心情也很黑暗。我向你坦白，我在黑暗的心情包围之下，居然猜疑起你来了。你生气吗？是半真半假的猜疑，捕风捉影的猜疑，疑神见鬼的猜疑，情知不对又无法自制的猜疑。我很难过，又看不起自己，就写了一封信。我告诉你（虽然我很羞愧），当时我在心里千呼万唤地呼唤你，盼你给我一句人类温柔的话语。你知道我最不喜欢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人，我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家里人也看不出来，而且就是有时家兄看出来时，他的安慰也很使我腻味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安静。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那么渴望你，渴望你来说一句温存的话。

后来的事情你知道。你把我说了一顿。我是躲在一个角落里，小心翼翼、鬼鬼祟祟地伸出手来，被你一说马上就恼羞成怒了。真的，是恼羞成怒。我的眼睛都气得对了起来。我觉得一句好话对你算什么？你都不肯说，非要纠缠我。于是我写了很多惹人生气的话，我还觉得你一定不很认真地看待我，于是又有很多很坏的猜想油然而生，其实那些我自己也不信呢。

后来我又接到你一封信。我高兴了，就把上一封信全忘了。

这一件事你全明白了吧。我这件事情办得坏极了。请你把它忘了吧。你把卑鄙的星期五的来信还给我吧。

我们都太羞怯太多疑了。主要是我！我现在才知道你多么像我。我真怕你从此恨我。我懊恼地往家里走，忽然想起小时候唱的一支歌来，是关于一个老太太和她的小面团。小面团唱着这么一支歌：

请你不要吃我不要吃我，

我给你唱一支好听的歌。

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了。我怎么解释呢？我不能解释。只好把这支歌唱给你听。请你不要恨我，我给你唱一支好听的歌吧。

你说我这个人还有可原谅的地方吗？我对你做了这样的坏事你还能原谅我吗？我要给你唱一支好听的歌，就是我这一次猜忌是最后的一次。我不敢怨恨你，就是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不怨恨。我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你，连同它的怪癖，耍小脾气，忽明忽暗，一千八百种坏毛病。它真讨厌，只有一点好，爱你。

你把它放在哪儿呢？放在心口温暖它呢，还是放在鞋垫里？我最希望你开放灵魂的大门把它这孤魂野鬼收容了，可是它不配。要是你我的灵魂能合成一体就好了。我最爱听你思想的脉搏，你心灵的一举一动我全喜欢。我的你一定不喜欢。所以，就要你给我一点温存，我要！（你别以为说的是那件事啊！不是。）

王小波星期日

目空一切的那种爱

银河，你好！

你星期六就要回来了吧？那么说，只差两天了。啊，我盼望了好久了！

你的信真好玩，你把所有的英文词都写错了。Bye-bye, fool，都不对，只有“党员”写对了，这件事儿真有趣。

银河，我离党的要求越来越远啦。真的，我简直成了个社会生活中的叛逆。怎么说呢？我越来越认为，平庸的生活、为社会扮演角色，把人都榨干了。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尽义务，我们自己的价值标准也是被规定了的。做人的乐趣不是太可怜了吗？难怪有人情愿做一只疯狗呢。

最可憎的是人就此沉入一种麻木状态。既然你要做的一切都是别人做过一千万次的，那么这事还不令人作呕吗？比方说你我是二十六岁的男女，按照社会的需要二十六岁的男女应当如何如何，于是我们照此做去，一丝不苟。那么我们做人又有什么趣味？好像舔一只几千万人舔过的盘子，想想都令人作呕。

我现在一拿笔就想写人们的相爱——目空一切的那种相爱。可以说这样爱是反社会的。奥威尔说得不错，可是他的直觉有误，错到性欲上去了。总的来说，相爱是人的“本身”的行为，我们只能从相爱上看出人们的本色，其他的都沉入一片灰蒙蒙。也许是因为我太低能，所以看不到。也许有一天我会明白人需要什么，也就是撇开灰色的社会生活（倒霉的机械重复，乏味透顶的干巴巴的人的干涉），也撇开对于神圣的虔诚，人能给自己建立什么生活。如果人到了不受限制的情境，一点也不考虑人们怎么看自己，你看看他能有多疯吧。我猜人能做到欢乐之极，这也看人的才能大小。出于爱，人能干出透顶美好的事情，比木木痴痴的人胜过一万倍。

我一想到你要回来就可高兴啦，我想你想得要命。现在可该结束了，就要和你在一起了。

我好久不写小说了，要考试呢。再说，我觉得这样危险——应当努力搞好斗批改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。再这样下去要成了体系了，还不该枪毙？写得又很坏，没有才能——能力退化。全世界除了你没有一个人说好。

爱你。小波

不写信了，等你回来和你说。

假如我像但丁或彼得拉 那样口齿不灵

银河，你好！

收到你的信了。知道你过得还好，我挺高兴。

我可是六神不安的，盼着你能早回来。你们到底几号能回来呢？到底是十六号呢还是二十号？我以为这挺重要。过去我特别喜欢星期天，现在可是不喜欢了。

我在《德国诗选》里又发现一首好诗：

他爱在黑暗中漫游，黝黑的树荫

重重的树荫会冷却他的梦影。

可是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一种愿望，

渴慕光明！渴慕光明！使他痛苦异常。

他不知道，在他头上，碧空晴朗，

充满了纯洁的银色的星光。

我特别喜欢这一首。也许我们能够发现星光灿烂，就在我们中间。我尤其喜欢“银色的星光”。多么好，而且容易联想到你的名字。你的名字美极了。真的，单单你的名字就够我爱一世的了。

我觉得我笨嘴笨舌不会讨你喜欢。就像马雅可夫斯基说的：“假如我像但丁或彼得拉那样口齿不灵！”真的，如果我像但丁或者彼得拉，我和你单独在一起、悄悄在一起时，我就在你耳边，悄悄地念一首充满韵律的诗，好像你的名字一样充满星光的诗。要不就说一个梦，一个星光下的梦，一个美好的故事。可惜我说不好。我太笨啦！真的，我太不会讨你喜欢啦！我一定还要学会这个。我能行吗？也就是说，你对我有信心吗？我写的信好像污水坑上的箅子，乱死了。说真的，你说我前边说的重要吗？

小波6月6日

写在五线谱上的信

银河，

你好！做梦也想不到我把信写到五线谱上吧？五线谱是偶然来的，你也是偶然来的。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。但愿我和你，是一支唱不完的歌。

谁也管不住我爱你，真的，谁管谁就真傻，我和你谁都管不住呢。你别怕，真的你谁也不要怕，最亲爱的好银河，要爱就爱个够吧，世界上没有比爱情更好的东西了。爱一回就够了，可以死了。什么也不需要了。这话傻不傻？我觉得我的话不能孤孤单单地写在这里，你要把你的信写在空白的地方。这可不是海誓山盟。海誓山盟是把现在的东西固定住。两个人都成了活化石。我们用不着它。我们要爱情长久。真的，它要长久我们就老在一块，不分开。你明白吗？你，你，真的，和你在一起就只知道有你了，没有我，有你，多快活！

我现在一想起有人写的爱情小说就觉得可怕极了。我决心不写爱情了。你看过缪塞的《提香的儿子》吗？提香的儿子给爱人画了一幅肖像，以后终身不作画了，他把画笔给了爱了。他做得对。噢，真的，我们为什么不早认识？那样我们到现在就已经爱了好多年。多么可惜啊！爱才没够呢。

傻子才以为过家家是爱情呢，世俗的心理真可怕。不听他们的，不听。不管天翻地覆也好，昏天黑地也好，我们到一起来寻找安谧。我觉得我提起笔来冥想的时候，还有坐在你面前的时候，都到了人所不知的世界。世界没有这个哪成呢？过去是没有它就活得没意思，现在没有你也没意思。

星期一夜